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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在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授奖仪式暨2014学年开学典礼上的主旨演讲:使命与梦想
2014-09-10 23:12

(2014年9月5日,美国马萨诸塞州梅德福市)

斯塔夫里迪斯院长向刘大使颁奖

尊敬的斯塔夫里迪斯院长,
弗来彻学院的师生们,
女士们,先生们,

  能够回到阔别30多年的美国母校—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是人生一大乐事。

  能够学以致用,一生从事自己热爱的外交事业,更是人生一大幸事。

  从我1974年加入中国外交队伍到今天已经整整40年。这40年里,我曾在非洲、美洲、亚洲、欧洲四大洲六次常驻;这40年里,我一半多时间曾从事促进中美关系的工作。

  当我收到斯塔夫里迪斯院长的来信,得知学院决定授予我母校最高荣誉—“弗莱彻1947届纪念奖”并请我在开学典礼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我既感到非常荣幸,同时也在思考应该如何总结这四十年来的外交经历,把自己的感悟更好地讲述给母校师生。

  盘点下来,我这四十年来一直在奋斗的,同时也是众多中国外交官共同辛勤耕耘的,就是谋和平、促发展、推合作、求共赢,这是中国外交一以贯之的追求,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然要求。而这些与弗莱彻学院“培养致力于维护国际社会稳定与繁荣的学生”的理念,以及“弗莱彻1947届纪念奖”的宗旨存在相当程度的契合。

  我在弗莱彻学习虽然只有一年,但所学所获受益良多。当年我的老师中,亨里克森教授和福尔茨格拉夫教授目前仍然在校执教,用他们的学识培养一批又一批年轻外交官,我谨在此向他们致以由衷的敬意。

  在我的外交生涯中,曾许多次与弗莱彻校友有过交集。我们或是谈判桌上的对手,或是外交使团中的朋友。共同的经历既使我们彼此容易沟通,但有时也不得不较量争锋。

  1995年,我作为中国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副司长,陪同中国副外长李肇星在纽约与美国副国务卿塔尔诺夫举行中美副外长级磋商,讨论的主题是关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当时,中美关系刚刚经历曲折逐步恢复,中国国家主席已有10年未对美国进行过国事访问,但是美方认为国事访问“时机不成熟”,只同意安排正式工作访问。

  双方各持己见,争执不下。这时美方代表团二号人物,助理国务卿洛德要求发言。他是弗莱彻60届校友,也是“弗莱彻1947届纪念奖”得主,还担任过驻华大使。洛德列举了五条理由,说明为什么正式工作访问是“最佳选择”。

  李副外长随即给我写了一张纸条,说“你的老校友发言了,你是否也说几句?”我接受了这个挑战,列了七条理由,说明为什么国事访问是“唯一选项”。

  洛德还要发言,但被塔尔诺夫副国务卿叫停。他对李副外长说:“我们的副手都毕业于弗莱彻学院,弗莱彻以培养辩论家著称,如果让他们你来我往下去,不知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这场弗莱彻人对阵弗莱彻人、60届对阵 83届的辩论虽然未能促成中美副外长磋商达成协议,但对双方增进对彼此立场的了解是有益的。两年后,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了成功的国事访问,我也有幸参加了代表团。

  当然,我与弗莱彻校友的交往不总是那么激烈。

  2001年9月,我在埃及向穆巴拉克总统递交国书。同我一道递交国书的就有美国驻埃及大使、弗莱彻77届校友戴维·威尔士。在共同出使埃及的岁月里,我们经常就各种议题交换意见。

  2006年我出使朝鲜,原以为这次与弗莱彻越走越远,没想到却越走越近。首先来了一位弗莱彻71届校友、新墨西哥州州长比尔·理查德森。他当时率领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代表团访朝,一到朝鲜就提出要见我。理查德森先生在欢迎他的招待会上致辞的第一句便是:“刘大使和我毕业于同一个学校—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

  接下来便是我们的老院长博斯沃斯被奥巴马总统任命为美国朝鲜问题特别代表。我们多次就朝鲜问题深入交谈,共同努力推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进程。

  我举这些例子不是想说明弗莱彻的经历教会了我辩论,增加了人脉;而是想说明在弗莱彻学到的东西使我获益匪浅,受用至今;也想说明弗莱彻的毕业生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家,“各为其主”,但都在为实现弗莱彻的理念和人类的理想而共同努力。

  最近,有人问我40年的外交经历中体会最深的是什么。我说:外交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国家行为;外交的成功、外交官的成功,离不开祖国的繁荣与强大。我作为现任中国驻英国大使,对此感受更加深刻。

  中国驻英国使馆的前身是清朝驻英国公使馆,建于1877年,是中国第一个驻外机构,但其创建的历史并不十分光彩。1875年,一支英国远征队从缅甸进入中国云南,随团的翻译马嘉里在和当地居民冲突中丧生。英国随后强加给清政府不平等的《烟台条约》,除了赔款、增开通商口岸之外,还要求清政府派钦差大臣向维多利亚女王当面道歉。于是我的第一位前任郭嵩焘1877年作为使臣赴英道歉,为冲淡他专程道歉的色彩,清廷决定郭嵩焘道歉后留英作为常驻使节。结果,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的使命是道歉;中国首任常驻外交使节向外国元首递交的第一封信函不是国书,而是道歉信。

  今年是一战爆发百年,这使我想起我的另一位前任—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外交家顾维钧,他也曾任民国政府驻英公使和大使,并作为中国代表出席巴黎和会。中国是一战的战胜国之一,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却在会上被列强私相授受。尽管顾维钧据理力争,无奈国力不济,他能做的仅仅是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而改变不了丧权辱国的事实。

  这些历史让中国人深刻认识到了“弱国无外交”。在中国近代史上相当长的时间里,这对中国人、对中国外交官来说都是撕心裂肺的伤痛。因此,中国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中国对外关系始终将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视为外交的根本原则和信条。

  今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们正在朝着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国梦”而迈进。

  我们为实现“中国梦”提出了两个百年的目标,到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习近平主席提出,要让“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

  有人担心“中国梦”所指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要复仇雪耻,谋求地区甚至全球霸权地位,这完全是一种旧思维,属于根本不了解中国。“中国梦”的天生属性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中国梦”是和平与发展之梦。这是基于中国自身历史国情和对当今时代主题判断做出的战略选择。

  从文化基因上看,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中唯一没有对外殖民历史,唯一没有海外军事基地和驻军,唯一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地区使用核武器的国家。

  从现实条件上看,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的大国搞建设,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让人民过上美好富足的生活,扩张和侵略的道路注定难以长久。我们只能靠和平条件下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从历史经验上看。中华文明从亘古走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轮回,使我们深知霸道不是王道,霸者注定衰落。作为殖民侵略和战争的受害者,我们深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过去30多年中国的发展成就,更让中国人对通过和平发展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树立了信心。

  “中国梦”是合作与共赢之梦。孔子2500年前“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理念已经融进我们的民族血脉,也是我们实现“中国梦”的处世之道。中国梦不是为了战胜谁、超越谁或取代谁,而是为了造福中国人民,推动世界共同发展。

  因此,中国始终注重以合作促发展,以合作化争端,不断寻找合作机会,不断扩大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共同利益。中国人民在实现自身梦想的进程中,与世界的合作之路会越走越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贡献了近1/4的全球经济增长量。今后5年,中国进口商品将达到10万亿美元,对外投资规模将超过5000亿美元,这将为世界其他国家带来重大发展机遇。

  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不仅体现在经济数字上,而且反映在人们普遍关注的环保等领域。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清洁能源投资者。中国的太阳能产量已达世界第一,中国出口的太阳能产品已占世界贸易额50%以上。

  英国首相卡梅伦曾说,中国的崛起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决定性意义的事件之一,中国的发展对英国和世界都是难得的机遇。

  我们也深知通往光明未来的旅程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注定会充满各种艰险和挑战。比如,今天不少人都在谈论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

  但在我们回顾100年前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近70年前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之际,在我们忆及“弗莱彻1947届纪念奖”的创立者们珍视和平的初衷之际,我们应当坚信和平与发展是时代潮流,人类具有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能力,外交努力能使各国找到相处之道;我们应当相信,“中国梦”与“美国梦”不仅并不冲突,而且能够交相辉映。

  为此,习近平主席提出中美发展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这作为外交上的一大创新,需要中美双方共同相向而行,体现智慧、勇气、信心和艺术,让广阔的太平洋成为中美的纽带,成为真正“太平之洋”。

  在我结束演讲之前,我愿引用我们学校所在这个州最杰出的人物之一肯尼迪总统的一段话:“和平不存在于条款之中,而是在人们心中。与其把希望全部寄托在羊皮和纸面上,不如行动起来建设和平,让对和平的渴望和期待深入所有人的心中。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到,我相信人类完全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

  我希望在座的未来外交官们有勇气拒绝任何历史的宿命论,有智慧掌握和塑造人类的命运,努力在各自岗位上构建和平、推动发展、拓展合作、成就共赢,将弗莱彻的精神发扬光大,共同谱写我们共同命运的美好篇章,让我们的世界更加美好安宁。当我们的后人在回顾21世纪的历史时,我希望他们能够这样评价你们:“你们为我们树立了楷模!”

  对于外交官来说,这或许是最崇高的使命与梦想。

  谢谢。

  *****************************************

  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创办于1933年,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国际关系研究生院,被誉为“外交官的摇篮”,目前在校生500多人,来自75个国家和地区。

  2014年9月5日,刘大使应邀出席弗莱彻学院授奖仪式暨2014年度开学典礼,并在仪式上发表题为《使命与梦想》的主旨演讲。该院院长斯塔夫里迪斯向刘大使颁发了学院最高奖项“弗莱彻1947届纪念奖”。该奖系弗莱彻学院二战后入学的1947届毕业生创设,授予弗莱彻杰出校友,迄已有12人获奖,刘大使是第一位获奖的中国人。弗莱彻学院师生及校友代表300多人出席上述活动。

刘大使夫妇与当年的老师亨利克森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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