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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在美国弗莱彻法律和外交学院第八届伦敦专题研讨会上的演讲
2010-12-05 04:49

(2010年12月4日,伦敦希腊中心)

尊敬的博斯沃思院长,
各位校友:

  很高兴出席弗莱彻学院第八届伦敦专题研讨会,使我有机会与一些老朋友重逢,同时又结识一些新校友。感谢博斯沃思院长的盛情邀请。

  28年前,在中国改革开放和中美建交之初,我作为最早的几批中国留学生一员,来到了美丽的弗莱彻学院,这座全美历史最悠久的外交学与国际关系研究生院,度过了自己青年时期一段美好时光,学习了一些外交知识特别是国际关系理论,至今感到受益匪浅。

  毕业后,我曾先后在四大洲任职,虽然外交工作繁忙,但我始终未中断对国际关系的理论学习和思考,并努力在外交实践中不断探索新的理论和理念。

  近一个时期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可以说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以我个人的一些亲身经历和直接感受来说,1982年我在弗莱彻留学时,中美刚刚建立了外交关系,当美国人听说我来自中国后,第一个问题就是“哪一个中国(WHICH CHINA)”;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首次到美国常驻,适逢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西方热议的是中国什么时候步苏联的后尘;又过了十年,本世纪初,我出任中国驻埃及大使,在金字塔下,导游或商贩首先问我是不是日本人,再问是不是韩国人,最后才想到问是不是中国人。今天,如果有人再问“你来自哪个中国?”,人们一定会认为他来自外星;西方现在热议的已不是所谓中国的崩溃,而是中国的崛起;中国年出境旅游者数量超过5000万,世界各地早已对中国游客的到来习以为常,当地的商贩已学会用中文讨价还价。

  然而,如何认识和把握今天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我感到目前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难以充分解释,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和滞后。

  我在弗莱彻学习时,肯尼斯·沃尔兹创立的结构现实主义刚刚兴起,如今这一新现实主义学派成为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一大主流,深刻影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从结构现实主义来看,国际政治系统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的功能基本相似,即国家必须依靠自身力量捍卫本国的生存和安全,并最大限度地追求国家利益。国家间能力的分配决定国际政治结构。一个国家的崛起必然打破天平的平衡,引起别国的恐惧,从而激发别国增强自身实力或与他国结盟,以恢复均衡局面。按照这样的历史循环理论,中国的崛起对国际体系来说,就自动构成了一种威胁,尤其是安全威胁。

  不仅是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即使是根据后起的国际关系另一大主流学派——新自由主义,有人也得出结论,或是经济市场化的中国必然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最终被西方“同化”,或是中国的身份受意识形态的影响,难以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

  当上述现有国际关系两大主流理论遇到中国,其分析看法不是会感到悲观,就是会感到失望,这与上述两大理论的先天性缺陷密不可分。比如,结构现实主义完全无视国家的个性和内部特征,新自由主义的利益倾向性十分明显。更何况两者都产生于上世纪70至80年代,没有脱离冷战的时代背景。在今天多极化、全球化的时代,老观念碰到了新现象,恐怕就难免会陷入一些旧的思维定式。

  歌德曾说:理论是灰色的,但生命之树常青。世界上的事物,总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理论总是需要适应实际不断更新发展。国际关系理论同样必须与时俱进,一成不变的国际关系学说不是会张冠李戴,就是会此路不通。

  当观察分析今天的中国,研究思考中国的发展给国际关系带来的变化影响,我认为必须把握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中国的发展是一种和平状态的发展。保罗·肯尼迪在其《大国的兴衰》中总结了人类近五百年来的大国发展史,尽管该书的要义是经济基础决定国家的盛衰,但也不无例外地表明了大国的崛起从历史上看总是伴随着掠夺、冲突和战争。十三多亿人口的大国,对外不搞军事扩张,不抢占一寸别人的土地,不从别国掠夺资源,而是依靠改革开放,依靠政治社会的稳定,依靠人民的勤劳,依靠自由开放的全球贸易,逐渐实现民族复兴和成为世界强国,这种崛起方式从历史上看前所未有,但中国的确已经走出了这样一条和平发展的全新之路。

  无先例可循,不等于不会产生先例。横向地看,欧盟从上世纪50年代的“煤钢联营”,到此后的“欧共体”,及至今天发展成为有27个成员国的“欧洲联盟”,成为世界政治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一“极”,其诞生和一体化进程始终是在和平条件下实现的,同时也促进了欧洲60多年的和平。历史上何曾有过这样的先例?

  中国的和平发展,体现在中国外交政策的各个方面: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我们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既维护本国的安全,又尊重别国安全关切,促进人类共同安全。我们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足1.5%,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累计参与24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上万名维和人员。中国向索马里海域派出护航舰队,与多国舰队一道打击海盗,维护国际水域的安全。中国大力倡导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努力维护半岛和地区的和平稳定,我在担任中国驻朝鲜大使3年半的时间里对此深有体会。中国积极参与伊朗核问题的六国磋商,致力于维护核不扩散体制以及中东、海湾地区的稳定。中国还积极开展与世界各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

  中国的和平发展是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大突破和一大贡献。人类社会总是在这样的“破”与“立”中前行。

  第二,中国的和平发展基于中国的“世界观”。国际关系理论发源于西方,根植于西方的价值观、历史文化和对世界的看法。用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解释中国的发展,难免会水土不服,似是而非。

  中国的“世界观”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认为当今世界处在大变革和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影响中国“世界观”的要素主要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自身近现代历史和对时代潮流的判断。从传统文化来说,中国人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追求“和为贵”,“讲信修睦、亲仁善邻”。与西方崇尚个人英雄主义不同,中国人的立身美德是谦逊,主张依靠集体而生存和发展。从近现代历史看,中国饱受欺压和侵略,深知战争的伤痛与和平的可贵。邓小平说,中国永远不称霸。这既是中国人的心声,也是历史的经验。从时代潮流看,我们认为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国与国相互依存紧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

  和平发展理念是建立在中国的“世界观”基础上,因而不是空洞的理论,更不是“烟幕弹”,而是中国的国家信念和战略目标。

  第三,中国积极促进国际体系良性发展。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这是外界比较关注的问题,也是中国在认真思考和着力解决的问题。以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中国全面进入国际体系,迄今为止共参加了13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缔结了300多项多边条约。因而,今天中西方已经较为一致的观点是中国正在融入国际体系,中国不是国际体系的破坏者。现在的问题是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后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西方提出了“中国责任论”,要求中国与西方一道维护现有国际体系。对中国来说,并不是这么简单,这里存在一个自我定位和身份认同的问题,也就是哲学中所说的“我是谁”。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这点并未改变。中国的人均GDP只有3700美元左右,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多一点,排在世界百位之后。中国也向来认为,所有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和贫富,都是国际体系的平等成员,各方利益都应当得到合理的尊重和维护。

  因此,中国致力于在国际体系中发挥负责任和沟通协调的作用,成为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我们在与西方发达国家广泛开展合作的同时,继续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谊,帮助开发和减贫。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500亿美元,明确要求将资金优先用于最不发达国家。我们支持、倡导并践行多边主义,建设性地参与国际体系变革进程,就国际规则的制定与修改提出合理的政策主张,主张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国际体系更加有效地解决各种问题和挑战。

  目前气候变化坎昆会议正在举行,各方都很关注。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的立场和行动无可指摘,努力和成绩有目共睹。我们坚定维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同时根据自己国情采取自主减排行动,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目前,中国水电装机容量、风电的新增容量、核电在建规模、太阳能热水器集热面积均居世界第一。中国既呼吁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切实履行资金承诺,提供300亿美元快速启动资金,也明确表示绝不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争一分钱,而且一如既往地在中非合作及中国与周边国家双边框架内向欠发达国家提供应对气候变化的物质和能力支持。

  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促进国际体系的良性发展,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世界负责。

  从事于中国的外交事业,在这个时代,是一件幸事,也是一件乐事。中国的发展,给了中国外交官广阔的舞台,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突破历史和创造历史。

  从实践中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从实践中丰富国际关系理论,推进国际体系的积极发展,这应当是每位弗莱彻学子的目标和骄傲。因为弗莱彻的办学宗旨就是“为有志于维护一个复杂、富有挑战和日益全球性的社会之稳定与繁荣的学生们提供广泛而专业的国际关系教育”。

  我也衷心地希望各位弗莱彻校友,从全面和纵深的角度多认识和了解发展中的中国,让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共同促进中欧关系、中美关系及整个东西方关系的发展。

  谢谢。

  ※           ※          ※

  12月4日,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和外交学院在伦敦举行专题研讨会。刘晓明大使应邀在会上发表了上述主旨演讲。弗莱彻学院院长、美国对朝政策特别代表博斯沃思主持会议,该院在欧洲校友及其部分外国驻英使节近100人出席。刘大使在演讲后还回答了听众有关中国外交面临的主要挑战、朝鲜半岛局势、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南海问题、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国金融业现状及对外合作、中国的国际定位、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形势、中西方人权观差异等提问。

  弗莱彻学院建立于1933年,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国际关系研究生学院。校友遍布全球130个国家,在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商界、媒体、学术机构等各种部门任职。该学院每年在伦敦举办一次专题研讨会,今年为第八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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