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傅莹大使接受《经济学家》网站“与经济学家茶叙”栏目采访问答实录。中文译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英国大使 傅莹（简称傅）　　

　　经济学家SIMON LONG（简称经）　　

　　　　 

　　经：首先感谢大使参加我们的“与经济学家茶叙”。今天我们谈一谈关于中国经济的话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市场，也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我想我们如果在去年讨论这个话题，中国经济还是充满了黯淡和不确定。那么，现在中国经济状况如何？今年又有什么计划？　　

　　　　 

　　傅：中国经济现在出现了一些稳定和增长的迹象：上半年经济增长率是7.1%,创造了超过600万个工作机会；财政赤字控制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3%左右；国债则占到20%，总体来说情况还是不错的。银行体系比较健康，坏帐大约在1.8%左右。但这一切并不是轻易取得的成果，就像温家宝总理在大连说过，这些成绩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经：为什么对中国来说保持高速增长如此重要？我知道目标是必须达到每年8%的增长率。　　

　　　　 

　　傅：并不是每年都一定要达到8%的增长，但8%是一个比较健康的趋势。中国人口众多，又处于工业化的早期阶段，要不断提高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保持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是必要的。去年，金融危机对中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程度之深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经：确实如此。对于中国以外的世界上其他人来说，我们购买的几乎所有商品都是中国制造的。人们自然会认为在此次危机中，中国一定会受到非常严重的打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在出口大幅下降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如此快速的经济增长是非常惊人的。如何解释这个现象？　　

　　　　 

　　傅：去年中国出口确实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中国财政部长谢旭人来伦敦参加G20财长会议时向我们简短介绍了中国的经济状况，他去年参观了一家可能是中国最大的集装箱生产企业，发现所有的订单都取消了。当时很多工厂都在倒闭的边缘，很多工人不得不返回家乡。中国政府很快采取了行动应对危机，出台四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约六千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超过四分之一是由中央政府负责拨款，其余则由地方政府负责筹集。　　

　　　　 

　　经：这样大的一笔钱是如何使用的呢？　　

　　　　 

　　傅：这笔投资主要用于刺激内需和消费，并帮助农村发展。比如说，学校教师的工资有了明显提高，特别是在农村；为了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收购的最低价也提高了；对低收入人群有了新的住房政策。中国虽然没有贫民窟，但却有一部分老百姓住房相当困难，比如说有一家人住在同一个房间这样的情况。将会有新的住房提供给这些老百姓。　　

　　　　 

　　我们还利用这次机会调整工业结构，确定了包括钢铁和其他主要产业在内的十个部门，鼓励他们利用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提高本行业的竞争力。超过52%的投资用于农村地区的发展以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约超过24%的资金将用于与环境和科技相关的领域，其余资金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如公路和机场建设等等。　　

　　　　 

　　经：去年冬天中国出口受到冲击之后，丧失了大量就业机会，我想两千万是一个被广泛提到的数字，那么这些失业的工人是否重新就业了呢？他们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傅：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在新年后找到了工作，无论是在旧的工作岗位，还是在新的工作岗位。在中国，当大量的农民工回到家乡的时候，很多人都担心这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我想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当中国制定物权法的时候，整个法律的起草、通过和生效经过了七年的论证。其中争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农民是否有权买卖土地。目前国家拥有土地，而农民则拥有土地使用权，甚至永久使用土地的权利，但是他们不能够买卖土地。很多人都反对农民买卖土地，当经济危机来袭的时候，这其中的智慧显而易见。当农民返乡后，他们仍然拥有土地，可以务农。这也是为什么二千万农民工返乡并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经：这是否意味着经济危机令土地改革变得不太可能？　　

　　　　 

　　傅：我想土地改革一直没有停止，也不会停止，整个土地改革的计划会继续下去。但是对我们来说，让农民保有土地是一种明智的做法。年轻的农民进城务工时在乡下仍然拥有土地，这是他们的安全保护网络。中央政府投资的一大部分也用于农村建设，例如，提供、改进医疗服务，提供养老服务等。　　

　　　　 

　　经：确实如此。我想很多国外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人们储蓄太多，消费却不多。他们大量储蓄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担心医疗，担心孩子的教育。中国是否认同这种分析?这个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中国经济是否在向消费倾斜？　　

　　　　 

　　傅：在中国确实有这样的共识，就是需要扩大内需，虽然内需不能完全取代出口，但确实应该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这需要时间。储蓄与文化有关，是东方文化的一种现象。这也是为什么我忍不住想要给你看一样东西。中国在近十几年才走出贫困，而今年是建国六十周年大庆，我们要庆祝这一重要的时刻。六十在中国阴历是非常重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循环。我经常上网，发现现在整个中国都沉浸在一种怀旧的情绪中，大家都在追忆六十年来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自己也沉浸在这种怀旧的情绪中，所以我想给你看看我带来的东西，这是我妈妈留给我的。你可以看到她包得小心翼翼，她认为也许我有一天还用得到。这是粮票。　　

　　　　 

　　经：定量供给购物券。　　

　　　　 

　　傅：这是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发行的粮票。　　

　　　　 

　　经：也就是您长大的地方。　　

　　　　 

　　傅：这是我们称作“全国通用”的粮票。你可以在中国任何地方使用它。我给您看这最后一张，是1990年印制的。也就是说一直到1990年，中国的粮食都是定量供给的，仍然不能满足人民对粮食的需要。中国和其他国家，比如说英国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所以在人们心中，储蓄以防万一是非常强烈的观念。我们刚刚走出贫困，刚刚开始感受到不仅仅可以满足温饱的需要，还有可能更多地消费。　　

　　　　 

　　经：我猜还有一件事情也发生了改变，不知道对不对，就是在您成长过程中，医疗和教育都是免费的，而现在人们却需要付钱，这也是他们需要储蓄的另一个原因？　　

　　　　 

　　傅：是，也不是。您说医疗是免费的，但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享受到，大约六亿生活在农村的中国人很少去过医院。现在的医疗改革目标是使医疗服务覆盖更广泛的人群，比如说，现在农村就有一些医疗服务体系改革的试点。对农民来说，也许补贴的金额并不多，我想大约是三镑到七镑，但这足以让他们得到基本保障，在生病的时候可以去医院看病。我们的目标是：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但这需要假以时日才能实现。政府整个投资计划的很多目标都是长远的，旨在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当人们谈论退出战略时，我想对中国还不是时候，我们会坚持既定政策，并且努力扩大内需。　　

　　　　 

　　经：是否存在这样一种担心，就是经济过于依赖刺激，有一天当刺激必须停止的时候，经济能否保持持续的稳定增长？可能会出现房地产或其它领域的泡沫，并会像这几年在西方社会一样逐渐显现出来？　　

　　　　 

　　傅：确实存在对泡沫和通货膨胀的担忧，但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这样的问题。现在经济正在回暖，但主要是依赖政府的支持，还没有看到足够强大的民营企业投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政府应该继续刺激经济，并且努力扶持民营经济。目前，一些经济部门仍然比较弱，内需仍然不足。所以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非常重要，只有当民营经济和内需都得到发展，才能保证经济增长不完全依赖政府。我想这些旨在刺激内需的努力在今后一定会看到更大的成果。　　

　　　　 

　　经：您认为哪些因素是中国经济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的主要威胁？是您刚才提到的内部原因，还是外部威胁，比如说由于世界经济整体增长缓慢甚至衰退所带来的贸易保护主义？　　

　　　　 

　　傅：贸易保护主义确实是令人担忧的一个因素，我们不想看到国家之间开始互相建立贸易壁垒，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以前是有教训的。在G20伦敦峰会的时候与会国曾经郑重承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希望所有的国家都能够遵守承诺。但最近发生了美国针对中国轮胎出口的特别保护措施，引起了中美贸易摩擦，这确实是朝着贸易保护主义方向发展的举动，对全球恢复经济的共同努力不会有任何好处。我们愿意与美国对话，与其他国家对话，找到好的解决途径，因为这影响了占中国轮胎出口39%之多的市场和中国大约十万个就业机会，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长远看，我想中国还面临很多挑战。正如温总理所说，在这个阶段，经济恢复是“不稳定，不平衡”的，总体看，中国经济增长在全国范围内也不平衡。我想最重要的是，中国要清楚自己所面临的挑战，并且迎接这些挑战，而不是置之不理。过去我们的成功主要在于循序渐进，听取各方意见，并且做出正确的决策。过去三十年来，我们尽量避免犯错误，今后仍然要时刻提高警惕，对未来的挑战保持清醒头脑。　　

　　　　 

　　经：你觉得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是否得到了足够的发言权？您刚才提到的G20会议已经在这次经济危机中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论坛，您认为，中国是否也应该在其他全球论坛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享有更多的发言权？因为中国经济如今不仅总量如此巨大，在各方面的增长也如此迅速。　　

　　　　 

　　傅：在中国国庆六十周年之际，我们欢欣鼓舞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迅速地融入了世界，成为一个发挥建设性作用的成员。这对中国来说是渐进实现的，我们正在逐步建立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信心。但中国人民是谦逊的，我们不会扮演力不能及的角色，也不会去争取不能够达到的目标。说到中国在世界上的发言权，这是一个过程，当然如果IMF希望中国多做一些贡献，他们应该给中国更多份额，现在中国的投票权还不到4%，我们认为这样是不公平的。我们购买了一些IMF的债券，但从长远看，如果希望我们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那么相应的我们应该有更多发言权。当然我们理解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需要时间，我们有耐心。但总体来说，我想发展中国家，包括新兴市场国家，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发言权。在G20财长会议上曾经讨论过是否将IMF5%的投票权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当然非常好，但这对那些将失去投票权和份额的国家来说会很难。这也需要时间。　　

　　　　 

　　经：谢谢大使！　　

　　　　 

　　傅：谢谢！